第一章 士绅与皇权
分析士大夫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
1、“士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发挥一定功能的一个阶层。
2、自从大一统的集权政治在公元前3世纪确立之后，士大夫阶层从未试图掌握政治权力，即使做了官，也从未行使过政策决定权。
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和大家庭自然就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供其中一员去上学，一直到他考上了功名，得了一官半职，一族人就有靠山了。若在朝廷里没有靠山，在乡间想保持财产是困难的。引自第26页
中国传统的官吏并不认真做官，更不想终身做官：打防疫针的人绝不以打针为乐，目的在免疫和免了疫的健康。中国的官吏在做官时庇护其亲友，做了一阵，任务完成，就要告老还乡了，所谓“归去来兮”那一套。退隐山林是中国人的理想。这时，上边不必再小心伺候随时可以杀他的主子，周围是感激他的亲戚街坊，此时他只需要享受他的社会声望，生活富足，心宽体胖。正如中国人所说的：“衣锦还乡是人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引自第27页
这种人就是我所谓的“士绅”。士绅可以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属，甚至可以是受过教育的地主。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没有左右政策的实际政治权力，也可能与政治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可是他们常常有势力，势力就是政治免疫性。统治者越可怕，越像猛虎一样，士绅的庇护作用就越大。在此情况下，托庇于豪门才有命。引自第28页
第二章 文人当官
士大夫如何看待自己的政治地位？（被皇权控制的士大夫对于皇权的态度）
1、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意识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念是“道统”。
2、“道统”的精神传承者叫“师儒”。
3、政道分离是儒家理论的基础理念之一，也是中国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事实。
4、在中国的制度中，政统是积极主动的，而道统是消极被动的。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舍是有权者决定的，行藏是有道者采取的。引自第35页
5、真正的问题是正统和道统的连接。师儒的理想是“王道”，王道是政统加道统。
规范如何与现实紧密连接呢？
其实除非一个人完全脱离尘世，否则实际地说，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政统征服道统，一是失宠于上。引自第43页
6、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历史过程中有所演变：士大夫阶层从来都不是一个革命的阶层，他们选择成为官僚，甚至降为彻底臣服于皇帝之流。
这段历史过程决定了士绅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他们本身并不想夺取政权，只是屈服于政权来谋得安全。在传统中国的权力结构中，士绅显然是没有斗志的那部分。引自第46页
第三章 士绅与技术知识
1、“知”分为两类：
①知道物质世界的特性；
②知道正确的行为如何构成，即规范知识（儒家的“知”：懂得规范知识的人不必有自然知识）
2、知识分子的地位大部分是从他们所拥有的知识的性质引出的：这种知识不是指实际事务的知识，而是另外一种对社会价值的认识。
3、在静态社会中，从实际经验出发、积累得来的规范通常是社会共同生活有效的指导。
规范对于社会生活的功效是它存在的理由，也是收到社会权威支持的理由。
4、在中国，政权和社会权威经常是迥异的。
政权通过武力获得，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社会权威则是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力，基于认可和共同的理解。儒家希望政权和社会权威结合，当统治者只用政权来统治国家时，被称为霸道，二者相合时称为王道。引自第53页
孔子被尊称为“素王”：一个有社会权威而没有政治权力的人。
5、技术知识应该和规范知识相关联。但是当规范知识和文字一旦结合而成了某一阶层的独占平时，它就和技术知识分离了。这样一分离，技术就停顿了。
在中国传统社会，知识阶层是一个没有技术知识的阶级，他们独占以历史的智慧为基础的权威，在文字上下功夫，在艺技上求表现。……这表明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既得利益的阶级的兴趣不在提高生产，而在于巩固得的特权。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为建立传统行为的指导而维持已有的规范。引自第57页
一个眼里只有人与人关系的人不免是保守的，因为人与人的关系的最终结果常常是互相协调。调整的均衡只能建立在人与自然稳定不变的关系基础上。……技术的变化也许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人和人的关系看待世界，由于缺乏技术知识，他们就不会赞赏技术进步……引自第57页
第四章 中国乡村的基本权力结构
1、皇权的无为政策：中国政治哲学的“无为主义”——第一道防线
2、由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地方的自治团体——“第二道防线”
（1）在中国传统的权力体系中存在两个层次——上有中央政府，下层有以士绅阶层作为管事的自治团体。
（2）中央政府的权威事实上是受限的。由士绅管理的地方事务一般不收中央权威的干扰。
（3）从法律上讲，只有一条自上而下的传达皇帝命令的途径。但是在实际运作中，不合理的命令可以通过官府衙役、地方选择乡约或其他此类媒介人物而被打回。
（4）自下而上传递影响的机制是由士绅的从政或不从政的亲属或参加同批考试的朋友的非正式压力来实现的。通过这种方式，影响甚至可以直达皇帝本人那里。
（5）所谓的自治团体是由当地人民实际需要中产生的，而且享受着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当中央政权只征收一部分有限的赋税和劳役时，当地百姓可能会有“山高皇帝远”的感觉。但是保持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意味着，士绅通常会在当地组织中拥有决策和管事的地位。引自第65页
3、地方自治团体的崩溃：
①两个体制的重叠：强制实行的保甲制度与自然形成的地方组织
既然皇权只向人民索要赋税和劳力这两样东西，效率低下、舞文弄墨的官员的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人民的一种福气。但这种机制只有在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经济中才行得通。引自第67页
②双轨的拆除
工作积极的保长易与地方士绅发生矛盾冲突，而冲突中政府利益和地方利益之间的桥梁也不复存在。引自第68页
【1N按】不得不佩服费孝通的直觉极其敏锐，仅仅是依靠混杂着对当下的观察（并未精准区分江南乡村和边疆西南山村，而似乎视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域的权力结构都是基本一致）和历史的想象（并未深入发掘历史制度史料，而更多停留在儒家思想史文献的粗线条脉络引证），依靠对自然知识和规范知识的区分，不仅抽象出了一个士绅与皇权互动具有解释力社会学理论框架，而且还试图顺带回答为何中国技术进步停滞的原因。语言风格或可称之为“社会学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