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儒、释、道是人生的三层境界、那么金庸正是以自身的文化积淀寓于他的作品当中。金庸早年一人一笔创建明报、《书剑恩仇录》一鸣惊人，享誉香江，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说是一次自我超越，却在事业、声誉如日中天之时封笔挂印，以道家式的归隐结束了出仕入世的鼎沸。晚年学佛，对佛法、经文造诣精深。金庸笔下不乏鞠躬尽瘁，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不乏淡泊名利，飘然归隐的浪子名士，唯独《天龙八部》在儒道之外还弥漫着浓重的宗教气息。
（一）《天龙八部》中的佛家思想
《天龙八部》中的佛家思想可归纳为八个字——破孽化痴，大悲大悯。
“天龙八部”源于佛经中的典故，本为八个非人的神道精怪。此书的象征意义在于以神喻人。这些人世之外的存在，却也有俗世的喜乐悲愁。正如《荷马史诗》中的神与人同型同性，奥林波斯山的神祗们不过是比人类多了些飞天遁地的神通罢了。借抽象的神道精怪，来看现世的人生，才能看透更多的皮相。《天龙八部》是金庸小说中篇幅极长、人物极多、情节变化极巨的一部大书，洋洋百余万言。倘若以一句话来概括其题旨，则必是：凡人物莫不有关，各事体自成因果。在“非人”的武林江山中，大理段氏虽天南为帝却更是蒙着面纱的江湖人；姑苏慕容虽是武学世家却在做着复国梦；少林寺虽为佛教圣地却也有大盗栖身；萧峰虽是辽国人，就真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吗？正如读《红楼梦》不能只当成是看风月情史，看《天龙八部》也不能将其视作单纯的武侠传奇。在这部书里，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前因与后果；任何一段情节，都有它的远因和影响《天龙八部》是一本描写命运的书，虽然它隐隐提供了一条看破、放下、自在的路，可是即便在这条佛光普照的大道上，也充满了贪嗔痴恨的业报。且看：三位至情至性的主人公因意气相投而结为金兰之交，但三人同时又是“仇敌”关系。虚竹的生父玄慈方丈恰恰是杀害萧峰母亲的“带头大哥”；其生母叶二娘与段誉的大对头段延庆又是结义兄妹，同为“四大恶人”首次；而段延庆既是段誉的死敌同时又是亲生父亲；萧峰受康敏之骗，误以为段正淳是“带头大哥”，欲杀段复仇却误杀了甘愿代父受死的阿朱。固然，萧远山逼死玄慈与叶二娘是为了报杀妻夺子之仇，泄骨肉分离之恨。玄慈率中原群豪偷袭萧远山是始于慕容博的蓄意挑拨；萧峰误找段正淳寻仇归因于康敏的妒恨与嫁祸；阿朱既是甘愿代父身死，更是一心爱护情郎。然而这一切的恩怨对错、冤孽纠葛却是让人无从说起。只能感叹命运的捉弄。而所谓冤孽之说是源于佛教的因果观念，段誉一次次从“情哥哥”变成“亲哥哥”全是由于其父段正淳的风流不羁；萧峰坎坷的际遇，也可以说是由父辈的仇怨所致；虚竹更是没有享受过一日天伦之乐的无辜私生子；慕容复因为家传组训，矢志复国，虽然不免丧心病狂，实际上却也是可怜之人。而这所有前代冤孽皆化为现世的业报，辗转反复，无尽无休。看似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但每个人几乎又是作恶者，人人都身不由己的在这“非人”的世界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然而这一世界存在的根源是什么？扭曲本性的正是人性中固有的“贪、嗔、痴”。就连聪明绝顶之人也无法避免，逍遥派耆宿无崖子、李秋水与天山童姥三人一生爱恨纠缠，可最后不只二女争夫未果，无崖子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爱的竟是自己所刻的雕像。越是聪明绝顶之人，一旦陷入这“三毒”之中，越是要承受几倍于常人的苦楚和煎熬。如此学究天人的文武全才，亦未参透情之一字。逍遥如无崖子，痴迷起来却不亚于皮革马利翁。
在《天龙八部》之中几乎人人不免纠缠于这“三毒”之中，作者把所有人都摆在了因果的天平上进行考量，把所有人的“病况”及其“病因”和盘揭出。更可贵之处，对于如此深刻的悲剧，作者不仅有一双探幽发微的“慧眼”，更具备一副大悲大悯的“慈心”。萧远山与慕容博这对不共戴天的死仇在佛法的点化下“两手相握，阴阳相济”了。西藏国师鸠摩智一生痴迷于武学，最终却是段誉用“北冥神功”将其内力尽数吸去才得保性命，失去武功的同时也放下了贪念。人性本无善恶，个人且自为之。禅机与顿悟成为化解个人悲剧的方式，《天龙八部》不愧为一部关于人心、人性、人世的寓言。
（二）《天龙八部》中的儒家思想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儒家价值观所要建构的是一种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君子型人格。这种价值观渗透到历代关注天下兴亡的个体心中，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决不仅仅是士大夫阶层，自古“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忌”。可见儒士与侠客的精神信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萧峰作为金庸小说中最硕大无鹏的身影，身上被全面地赋予了儒家忠孝仁义的人格特点。正是这种厚重的使命感，使得他无法选择佛教寄托于来世彼岸的解脱方式，也做不到道家“绝圣去知”，“弃仁绝义”的超然出世。杏子林中祸起萧墙，萧峰心思灵活，处变不惊，平息内乱，并顾全义气，念及各人以往功劳，情愿以己之血赦免丐帮众长老。这是儒家的“忠恕之道”；聚贤庄内龙潭虎穴，萧峰睥睨群雄，慷慨赴难，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之气”；雁门关前，当面对父母之邦与养育之地的两难抉择，忠义不能两全之时，萧峰于可死可不死之间慷慨赴死，这是儒家伦理人格的极致，不这样做，不会渺小；这样做，就更显崇高。这是“舍生取义”。
萧峰是儒家价值观的践行者，同时也是牺牲者。论“忠”，他忠于国家和君主，因胁迫耶律洪基，自觉再无面目立足于天地之间，不惜挥剑自戕。论“孝”，他以为父母报仇为使命，得知萧远山是连串江湖血案的祸首时，甘愿代父受过。论“智”，处江湖之远时，他已贵为天下第一大帮派之主，居庙堂之高时，他又是辽国执掌兵马大权的南院大王。这样一个忠勇仁义的侠之大者，却成为儒家价值观的牺牲者。他求“孝”，陷他于不忠不义的偏偏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他求“仁”，发誓有生之年决不杀害一个汉人，却迫于形势几乎血洗聚贤庄。他求“忠”，为免生灵涂炭甘愿犯下欺君大罪。如果说萧峰是古往今来武侠小说中的第一大侠是因为他是儒家文化的价值典范；可叹的是，他的悲剧也正是由于“萧峰本质上是深陷儒家伦理道德的儒家之侠”。
（三）《天龙八部》中的道家思想
如果说儒家是“入世”的，强调凭借自我机制的“中庸”，通过对个人行为规范与社会运行法则“礼”的遵循，去追求“仁”的境界；道家则是“出世”的，强调道法自然、物我为一，复归本性，追求自由放达，人格独立。金庸武侠小说给予道家学说极大的认同。金庸小说中的道家文化由来已久，在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就通过对道家经典《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领悟达到了武学高手的境界。《笑傲江湖》中独孤九剑的无招胜有招体现出“无我”之境。《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是典型的大智若愚型人物。
金庸作品中的道家思想在《天龙八部》中已集大成。“北乔峰”以最普通的武功太祖长拳技慑群雄，而“南慕容”看似渊博无比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却相形见绌。段誉无意习武，反巧得一身内力，虚竹糊里糊涂，却修成绝顶武功，连一事无成的游坦之，也在机缘巧合下，练成奇功。反观慕容复，积极求进，结果事与愿违，鸠摩智更是强求有功，一至走火入魔。金庸将道家文化融入武学之中，想要传达的并不是守株待兔，不思进取的怠惰，而是一种温和的、踏实的心态与勿过度的人生哲学。这种境界正是《道德经》所传达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庄子所说的“技近乎艺，艺近乎道”。
在金庸看来，“且自逍遥没人管”另有一番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就是道家的隐逸方式。金庸笔下的第一类男主人公是兼济天下型，第二类这种属于独善其身型。前者如郭靖，坚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者像令狐冲、张无忌，选择回归山林，飘然隐退。 “逍遥派”的道家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将他人内力化为己用的“北冥神功”就出自《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取其汇聚之义。更加外向化的还有“无崖子”、“李秋水”、“丁春秋”这些名字。无崖子与李秋水隐居在大理无量山的玉璧之下，美其名曰“琅嬛福地”。琅嬛福地一名出自清代无名氏的《胭脂血弹词》：“我今欲作蒲牢吼，唤醒人间窈窕娘，同入琅环登福地，补牢原是为亡羊。”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说：“一家言既成，试质以琅嬛地，必有天上语，古人所未至。”可见琅嬛福地不只是道家文化中男性幻想与美丽女子相伴隐居的仙境，同时也是珍藏书籍之所在。故二人搜罗天下武学汇集于此，王语嫣之所以是一个“武学百科全书”，也是家学渊源。然而无崖子爱着自己所刻雕像，李秋水愤而出走。是金庸还原了隐逸这种生存方式的真实性。无崖子有美眷在怀，千卷古籍在侧，青山幽谷在旁，经年累月后却仍然难以为继。隐逸中的困顿显露无疑。金庸认为，隐不应该是生存的目的，它只能作为生存的形式。隐的终端应该指向生命的某种价值追求，或者是个体心智和人格的健康发展，至少不应该是空虚的。
从政治层面而言，在《天龙八部》的结尾，段誉继承大理王位，这是金庸笔下唯一的仁爱宽厚的理想化君主形象。小说中写道：“段誉为君，清静无为。境内太平。”也许，金庸认为“无为”是最适宜国家和人民的生存发展方式。